邝云峰、廖振扬：东南亚国家正在向中国靠拢，但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

邝云峰、廖振扬：东南亚国家正在向中国靠拢，但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

本文揭示了东南亚过去三十年对中美“等距平衡”战略的位移，打破了传统的定性认知。研究发现，中国作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和快速增长的投资来源国（尤其在基建、能源、技术领域），正塑造一种“经实安虚”的复合依赖，在柬老缅等国挤压对美安全空间，在印尼等中等国家形成结构性倾斜。

本文作者认为东南亚战略正“缓慢清晰向中国靠拢”，提出“选择性站队”与“无意识偏移”概念，但译者指出文章可能低估了东南亚在制度创新、技术治理上的能动性（如数字合作）。未来关键在于东南亚能否在数字、绿色、制度等新兴领域构建不可替代性，实现“在裂缝中生长”的实质中立，成为全球秩序重组的关键变量。

本文原载于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原题为“Southeast Asia is Starting to Choose: Why the Region Is Leaning Toward China”，由大湾区评论编译，囿于篇幅，有所删减，供读者参考。

【文/邝云峰、廖振扬 译/吴雨彤、覃筱靖、周宇笛】

东南亚7亿人口的选边困局？

相比于世界多数地区，东南亚地区日益深陷于中美战略竞争的漩涡之中。纵观亚洲地缘格局，主要国家已形成相对明确的阵营分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支持美国阵营；印度呈现出向美国靠拢的战略倾向，而巴基斯坦则与中国保持着传统友好关系；中亚多国亦不断深化与中国的战略协作。

然而，在东南亚这个拥有近7亿人口的地带，仍有广阔的角逐空间。哪个超级大国能够成功争取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东南亚关键国家，使其政策路线与己方保持一致，就更有可能强化其在亚洲地缘政治博弈中的战略优势。

然而，数十年来，东南亚各国领导人始终拒绝“选边站”。尽管中美竞争已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核心议题，该地区政要仍在外交上秉持“广结善缘”的原则。当然，他们并非对地缘格局的嬗变毫无觉察。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2018年所言：“保持中立固然理想，但或许形势终将迫使东盟面临非此即彼的抉择，希望这一时刻不会过早来临。”

2024年5月15日，黄循财（左）宣誓就任新加坡第四任总理；前总理李显龙（右）是访华次数最多的外国领导人之一，同年11月24日还进行了其卸任后的首次访华。图源：中国日报

李显龙对这一困境的研判，不仅代表了多数东南亚国家的立场，更折射出国际社会的普遍忧虑。以新加坡为例，这个在全球化时代蓬勃发展的国家，始终以门户开放的转运港（entrepôt）自居；表面奉行威权主义的越南，已成为贯通中西方供应链的重要制造业枢纽；曾经深陷内乱泥潭的印尼、菲律宾等群岛国家，自2000年以来GDP均实现显著增长。当东南亚国家官员拒绝“选边站”，实质是在表达对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的坚持——这种秩序以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逐渐消弭的地缘博弈为特征的时代图景。

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这一秩序开始瓦解。如今，东南亚国家已深陷大国竞争的漩涡之中，中美在亚洲地区的对峙日益尖锐。而东南亚各国无论意愿如何，都已难以规避大国博弈带来的压力。当把东南亚十国的涉中美表态置于同一坐标系中观察，一个趋势已然明朗：过去三十年间，多数国家正经历着虽缓慢但清晰的战略位移——逐渐疏离美国而向中国靠拢。

某些国家的转向尤为显著，尽管仍有少数国家成功实施“对冲”策略游走两强之间。但总体航向已不言自明：东南亚国家虽坚称自己保持中立，其政策取向却整体向中国靠拢，这一态势对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抱负带来了严峻挑战。

实力角逐：中美的东南亚影响力之争

根据洛伊研究所“亚洲实力指数”（Asia Power Index，通过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影响力等多维指标衡量各国相对实力）的评估，到2010年代末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已达到美国的近九成。这一跃升既源于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腾飞，更得益于其成功将经济成就转化为外交、军事乃至文化领域的战略优势。中国的崛起曾引发1990年代美国学界的激辩：究竟应该遏制还是接触这个崛起的“亚洲巨人”？接触派最终占据上风。尽管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任内中美关系时有波折，但始终未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

“9·11”事件后中东战事分散了美国当局的注意力，直到奥巴马任期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才真正意识到中国可能对其在亚洲霸权构成的威胁。但即便如此，奥巴马及其国家安全团队仍未将中国定位为同等量级的竞争对手或国家安全威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延续了前任的设想，认为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后，终将在政治体制上趋向自由化。

随着特朗普当选，局面骤变。特朗普第一任期彻底摒弃了中国会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或推行政治体制自由化改革的幻想。这种立场在特朗普“绝不容忍中国超越美国”的强硬表态推动下，彻底重构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当局认定，日益强大的中国已成为美国的战略威胁。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2018年《国防战略》及同期系列对华政策宣言——包括副总统彭斯2018年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国务卿蓬佩奥2020年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的讲话——均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最具实力且最危险的地缘政治对手”。

这一战略判断并未因特朗普2020年连任失败而改变，而是完整延续至拜登政府时代。尽管拜登政府措辞更为审慎，但政策内核一脉相承：其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宣称中国是美国“最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且是“唯一兼具重塑国际秩序意图与日俱增经济、外交、军事及科技实力的竞争者”。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团队更胜一筹之处在于，其巧妙动员盟国构建对华遏制网络，将竞争维度拓展至各战略疆域，打造出全域“极限竞争”（extreme competition）态势。

中美战略博弈的激烈程度、复杂性和危险性，或将远超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不同于当年在经济层面远远落后于美国的苏联，中国是一个真正势均力敌的强劲对手。亚洲地区更是危机四伏，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海等热点区域都可能成为冲突爆发的导火索。随着这场大国角逐不断升级，双方都希望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站在己方。

东南亚虽坐拥庞大人口与日增经济分量，却常遭西方大国忽视，而今将成为这场战略角逐的关键竞技场。特别是与美国缔结同盟条约或存在紧密安全合作关系的国家，如菲律宾，立场已显而易见。这些国家坚信美军力量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利于维系和平稳定。冷战期间亲美的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普遍通过获取投资和市场准入实现了经济繁荣；而当时选择与向苏联或中国靠拢的国家，如越南，则经历了相对滞缓的发展进程。在冷战时代，苏联在经济领域显然难与西方抗衡。但今非昔比，如今许多东南亚国家认为，中国已具备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实力。

那些尚未在中美之间做出抉择的国家，往往希望“鱼与熊掌兼得”，这种心态其实不足为奇。传统（虽显简化）观点认为：东南亚国家向美国寻求安全保障，而向中国谋求贸易投资与经济增长。然而，这种战略平衡术正引发中美的“不耐烦”——中国希望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而特朗普势将强化与东南亚经贸纽带，部分动机在于为其在亚洲构建的“安保伞”谋求对等回报。

东南亚地区最关键的外交站队问题仍悬而未决。由于东盟十国因其成员国利益诉求各异，始终未能就两个大国形成统一立场。事实上，对中美关系的立场分歧过去曾多次冲击东盟团结根基，未来仍将如此。要准确把握该地区的地缘政治走向，更有效的方法是依据各国具体政策选择，逐一审视东盟成员国的战略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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