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超大城市令人惊叹，走出了一条新的发展模式”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亚当·图兹（Adam Tooze）7月31日发文指出，过去人们认为全球化会催生更多像纽约、伦敦等融合各国人口、思想和资金的国际化大都市，但中国超大城市发展呈现出了不同特点，比如基础设施现代化、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但外籍人口占比极低。
图兹认为，这一现象源于人们高估了全球化的力量，忽视了一个国家历史遗产形成的特定资金、人口与思想流动网络，对中国这样庞大体量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他还提到中国的“双循环”战略，强调国内消费和创新与国际贸易并存，反映了一种新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
其中许多城市在历史上曾是帝国的首都。像伦敦和纽约这样的城市，一度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创，却因全球增长重新焕发生机并实现转型。
图兹说，全球化之不可阻挡，理论上会催生更多这样的城市。数字网络和全球航空旅行将它们紧密相连。
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破了增长与贸易之间的联系。尽管全球的GDP还在增长，但贸易占GDP的比例趋于平稳。银行收缩业务，欧洲金融业退潮，随之而来的新冠疫情又给了自由全球化致命一击。
他指出，种种迹象表明，人们高估了全球化塑造传统全球城市特质的力量，却忽视了由一个国家历史遗产形成的特定资金、人口与思想流动网络。
中国的庞大体量强化了这一逻辑。随着中国继续巩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生产体系的地位，世界经济对其重要性将越来越小。
英语、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等西方语言，曾为全球流动提供通道与路径，造就了里约、布宜诺斯艾利斯、悉尼和香港等城市，但“汉文化圈”有其自身的文化语言逻辑。
图兹写道，汉语是外来移民面临的巨大障碍。但简体中文的通用性同时为全球至少八分之一人口创造了共同文化基础，这为大规模内部迁徙开辟道路。北京或许外籍居民稀少，但近40%人口来自中国其他地区。
同样，在印度的科技中心班加罗尔，外国人口微乎其微，但超过半数的城市居民是从印度其他地区迁移而来的。
这些城市居民的网络生活进一步体现了这些趋势。中国的超级城市居民与世界各地的人们一样，生活在智能手机上，24小时不间断地消费新闻、八卦和日常生活必需服务，全部使用汉语。中文以及中国社交媒体体系的吸引力，自然塑造了中文互联网生态。
图兹最后提到，当中方2020年5月提出“双循环”愿景时，它被视为与美国竞争的地缘经济宏伟计划。也就是说，中国将建立国内消费创新与国际经贸的双重循环。
但如今，这项愿景与其说是一项政策蓝图，不如说是对全球经济发展新模式的客观描述。
他形容，中国的城市并非熔炉般交融世界，而是作为巨型国家和区域枢纽，与更广阔的世界深度互动，却始终保持一定距离。
去年10月31日世界城市日之际，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表示，在自主探索城市高质量发展道路同时，中国也积极分享城市发展经验，同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智慧交通、建筑节能、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为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智慧。“我们支持联合国人居署设立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打造全球城市监测框架——上海应用指数等公共产品，助力各国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共享可持续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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