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婕妤：劝君不做孙正义
【文/张婕妤】
金融世界里只有两种人能够青史留名，一种是赚过大钱的人，一种是亏过大钱的人。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是第三种：看那些赚过大钱的人用更快的速度把钱亏掉。
实际上，孙正义基本就是一只薛定谔的猫，人生主要就分为亏了大钱和赚了大钱两个状态，问题只是没人清楚他正在亏还是正在赚。
他可以一次泡沫破裂就亏掉586亿美元，也可以靠一个阿里巴巴就起死回生。2020年财年，他创下日本企业史上最高年度净利润，转头就因为wework上市失败，刷新了单季度亏损记录；补亏割肉了起飞前夜的英伟达，同行以为AI时代不会再给孙正义留位置，ARM的上市又帮他赚回了千亿美金。
苏轼在官场上有多耐贬，孙正义在投资上就有多耐亏。
与“投资第一原则是不要亏钱”的奥马哈人相比，东亚人的鲁棒性之强，玩的就是风浪越大鱼越贵，独角兽崩了我没废。
今年1月，他高调入局特朗普的星际之门计划。在这个总投资规模高达5000亿美元的项目里，软银作为主要出资方，给孙正义买来一个董事长的位置。
或许是担心赢起来不够麻，孙正义紧接着加码，号称要投资1万亿美元引入先进制造，把亚利桑纳州建成美国深圳。
步子迈太大，不仅行政级别没对齐，钱还得找银行借。
在人类通往AGI的道路上，孙正义右手拿着不具备魔法功能的水晶球，左手拉着足以让他重回世界首负的债务杠杆，终于挤上了最大的牌桌。
但海湖庄园终究少了些人文关怀，只跟他说中央已经决定了，让你来当大血包，却不提醒他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也要考虑。
此时此刻的孙正义，如果环顾牌桌左右就会发现，科技产业早已不是他年轻时的模样，他和中国国足的命运如出一辙：出不出线，主动权根本不在自己的手里。
作为日本社会过去三十年最有名的投资人，孙正义常年出现在日本首富的排行榜上，和优衣库总裁柳井正轮流当家。
比如，相比同样活过了这些时代浪潮的巴菲特，出生于1957年的孙正义抽到的生育彩票，兑现效率更高。
70年代，集成电路大规模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界，半导体行业迎来蒸蒸日上的好日子。孙正义是个二十岁上下的精神小伙，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经济学和计算机双学位。
而巴菲特迈入了四十不惑的中年人生，晶体管太时髦了，他又花了40年等一个击球点，一直等到2011年才出手，然后就被IBM收割了。
80年代初，日本电子产业远超美国，碾压全球。光是DRAM市场，就凭借高良率、低成本占据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游戏产业也是如火如荼，产能疯狂输出。美国公司气急败坏地跑去国会山，状告任天堂是现代特洛伊木马，帮助日本重创美国经济。
这和小扎要把TikTok问题上升到中美网络军备竞赛的高度，如有雷同，纯属致敬。
生而逢时的孙正义，瞄准机会，从日本廉价买入本土已经过气的电子游戏，进口到美国当成先进产能售卖。为了把物流时间从3个月压缩到3天，他不惜放弃便宜的海运，而是走了更快的空运[1]，省出来的“时间差”足以让他在大学毕业之前，就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从这个角度上看，70年代末的日本留学生去美国读经济学和计算机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孙正义也算是buff叠满：投胎选对了天时地利，读书选对了紧缺专业，代购选对了超级单品。
比他早一辈的日本人，青年时代在修复二战战败的沮丧；比他晚一辈的日本人，青年时代在修复泡沫破裂的绝望。
1987年，美国国会议员怒砸东芝收音机
90年代，日本在动荡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里被美国赶超，尤其是科技领域，太平洋另一头的芯片越做越小，PC越卖越多，东芝、三菱和NEC这些日本80年代电子产业的骄傲，却在大停滞里尴尬地成为全球科技产业的旁观者。
但是对于孙正义来讲，谁领先谁落后是次要的，关键是国与国之间的产业发展只要有“时间差”，就是他坐着时光机代购套利的窗口期。
80年代日本领先美国，就把日本的货代购到美国的场，90年代美国领先日本，就把美国的货代购到日本的场。
1995年末，孙正义看中了刚刚成立不久的雅虎，为其注资200万美元。次年3月，孙正义再次投入1亿美元的手笔，成为持股超过30%的大股东。4月，雅虎完成IPO，搭上了科网浪潮的早班车，一度为孙正义创造了将近100倍的回报。
与此同时，软银引入了日本雅虎，自己占股51%，雅虎占股35%，考虑到科网泡沫破裂后，雅虎一路暴亏98%，而日本雅虎只是腰斩，也可以说是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风险。
1996年8月，孙正义花了15亿美元从创始人杜纪川和孙大卫手里买下了内存厂商金士顿80%的股份。这年底的圣诞年会上，两个老板毫无预兆地临时通知500名员工，他们将拿出1个亿美元作为对员工们的感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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