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德以关系：从赎罪到纵容看“国家理性”的真实含义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19世纪末，以制造火车头闻名于世的德国机械企业家族博西格（Borsig）从著名的洪堡家族（Familie von Hombold）手中买下了柏林西北部泰格儿湖畔的一片沼泽地，并在那里模仿波茨坦的“无忧宫”建造了一座乡间别墅。
纳粹上台后，博西格家族将这片土地及房产卖给了第三帝国。二战结束后，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会议决议》，柏林被四大国分别占领。博西格别墅于是成为法国驻柏林部队（Forces Françaises à Berlin）的总部，之后还在别墅北部加盖了“法国军官俱乐部”。如今，这里成为德国外交学院和外交部国宾馆的所在地。
鉴于这段 “法国背景”，7月24日，德国总理默茨在此接待了他就任总理后首访柏林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宾主再次强调要恢复德法作为欧盟领袖国的密切关系，但俩人的握手拍肩并不能掩饰两国之间存在的重大分歧，包括在对以色列的态度上。
就任后重新亲近欧陆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虽然支持立即结束加沙地带的人道危机，但开始时对马克龙承认巴勒斯坦国的立场却持审慎态度，他认为此目标必须作为“更全面计划的一部分”予以推进，该计划需包括“两国方案”和巴以实现持久和平。
德国总理默茨则明确表示柏林无意在短期内承认巴勒斯坦国，但最新宣布将参与建立加沙地带的“空中桥梁”，重温冷战初期美国和西方救助西柏林住民时采取的非常措施。
欧洲的三个“领袖国”在这个问题上分歧如此之大，反映了解决巴以冲突的难度，同时也彰显了三国都在各打算盘。
斯塔默对马克龙此举之所以持谨慎态度，主要是因为伦敦仍需与美国协调行动，尤其必须顾及斯塔默本人好不容易与特朗普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从技术角度看，斯塔默认为在边界和主权未明的情况下仓促承认可能制造“虚假进展”。他的这种相对“克制”的态度，反映了英国试图在“原则上支持巴勒斯坦与外交现实之间”寻找平衡。但加沙危机加剧和法国率先行动也可能使他处于更大的内政压力之下，所以他内心并不乐见马克龙此时整这么一出。尽管如此，他最新表态，如果以色列不采取实质性行动结束加沙地带骇人惨状，并承诺实现长期可持续和平，英国将在9月联合国大会开幕前承认巴勒斯坦国，以维护“两国方案”的可行性。
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后，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亮起了以色列国旗颜色的灯光，以示声援。picture alliance / dpa / Sven Käuler
德国政府的态度则基于以下几个考量：首先，德国坚持“两国方案”必须通过以巴直接谈判来实现，将承认巴勒斯坦国视为和平进程的最终结果而非起点；其次，出于安全考量，德国担忧此举可能变相合法化被欧盟列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认同以色列关于“当前条件下建国会威胁其安全”的立场；第三，德国认为更好的路径是将加沙立即停火、释放全部人质、解除哈马斯武装及改善人道状况作为承认前提；第四，不同于法国单边行动，德国注重与欧美盟友协调立场，避免损害与同样反对仓促承认的美英等国的关系。尽管如此，默茨政府承受的来自国内外各方的压力可以说“与日俱增”：
· 200多名德国文化界人士在一封致默茨的公开信中敦促政府采取具体行动，呼吁提供人道援助和立即停火，他们写道：“您在过去数日中批评了以色列政府，对此我们表示赞赏，但有一点很清楚：光说不能拯救生命。默茨先生，别让加沙死去！”
· 欧盟委员会提议部分暂停以色列科技初创企业获取欧盟资金的渠道。此举或将导致从事无人机技术、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以色列初创企业失去资金支持。
· 更多西方国家表态考虑承认巴勒斯坦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新西兰、葡萄牙、安道尔、马耳他、圣马力诺和卢森堡等国在联合声明中响应法国倡议。
或许，默茨政府的对以态度不久也会有所改变，但起码到目前为止还硬扛着。为何？这里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德国基于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历史，承诺对以色列的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即所谓的“国家理性”（Staatsräson）。
德国外交部的官方网页上是这么描写德以关系的：“德国与以色列关系特殊。这个特殊性源自德国为纳粹系统地灭绝六百万欧洲犹太人所承担的责任。”
通俗一点说，德以关系就是德国向以色列赎罪的关系。
1945年，随着纳粹德国的战败，盟军占领当局推行“去纳粹化”政策（Entnazifizierung），要求德国民众填写详尽的调查表，交代与纳粹政权的关联。只有获得“非主要参与者”证明的人才能找到工作，大约50万前纳粹党员被禁止担任公职。
然而，冷战的铁幕很快落下。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三个西方占领国的对德态度发生了转变。为了建立一个稳定、亲西方的德意志国家，许多前纳粹官员被允许甚至是被鼓励重新进入政府机构工作。到了1950年，西德外交部官员中前纳粹党员的占比不低，司法系统更是充斥着旧政权的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在地中海的东岸，1948年宣布独立的以色列正为生存而挣扎。这个年轻的国家刚刚经历了“独立战争”，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它接收了大约60万来自欧洲的大屠杀幸存者以及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难民，人口在短时间内激增120%。这个农业国的基础设施和经济能量根本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人口涌入，不得不实行严格的粮食配给制，通货膨胀率一度飙升至80%。
在这种背景下，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于1951年9月27日在联邦议院发表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说。他表示：“德国人民有义务对犹太民族进行物质与道德赔偿。” 这是德国官方首次明确承认对犹太人的历史罪责并提出赔偿的意愿。
但以方官民对此的反应却是抵制的。对于涌入这个新生国家的大屠杀幸存者来说，与德国人接触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亵渎，是对逝去亲人的背叛。他们认为“用血换马克是亵渎！”以色列议会中的反对党甚至将阿登纳的提议比作“出卖耶稣所得的30枚银币”，他们说：“这协议会让每个德国人自以为花30银币就可洗清杀害耶稣之罪！”
1948年在慕尼黑开设的以色列领事馆仅向占领国开放，其工作人员被禁止与德国当局接触。早期的以色列护照上醒目地标注着：“此护照适用于除德国外的所有国家”。这不仅是一条行政规定，更是整个民族集体创伤的申言。
1950年代，西德的经济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很快得到了恢复（“经济奇迹”），重又富裕起来的西德人开始琢磨出国旅行，特别是基督徒们渴望去耶路撒冷朝圣。但是，以色列外交部和移民部竭力阻止双方的互访人流，只有极个别的被视为“民族义士”（Gerechte der Nationen），即具有“反纳粹和亲犹太”历史的德籍人士，才被获准或受邀访问以色列，如新教牧师马斯（Hermann M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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